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(11)
原文:
五、提高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水平,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
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,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,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,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。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,以推行电子政务、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,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,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,推进技术融合、业务融合、数据融合,实现跨层级、跨地域、跨系统、跨部门、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。要强化互联网思维,利用互联网扁平化、交互式、快捷性优势,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、社会治理精准化、公共服务高效化,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、畅通沟通渠道、辅助决策施政。
《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》(2016年10月9日),习近平《论科技自立自强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,第171页
近年来,政法综治战线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,一手抓突出问题整治、一手抓社会治理创新,平安建设取得新成效。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、开放共治,更加注重民主法治、科技创新,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水平,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。要坚持问题导向,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依法治理、源头治理结合起来。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,加快建设立体化、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,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,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、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。
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的指示(2016年10月),《人民日报》2016年10月13日
创新社会治理,关键要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。要强化依法治理,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,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。要强化智能化管理,提高城市管理标准,更多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,推进城市治理制度创新、模式创新,提高城市科学化、精细化、智能化管理水平。要加快补好短板,聚焦影响城市安全、制约发展、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,加强综合整治,形成常态长效管理机制,努力让城市更有序、更安全、更干净。
《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》(2017年3月5日)
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、科学化、智能化、法治化,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,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、科学的态度、专业的方法、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,把现代科技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,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,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,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、精准性、高效性。同时,要坚持把社会治理放在全面依法治国大局中谋划推进,树立法治思维、发挥德治作用,更好引领和规范社会生活,努力实现法安天下、德润人心。
《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》(2017年9月19日),习近平《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,第194-195页
大数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大有作为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推进“互联网+教育”、“互联网+医疗”、“互联网+文化”等,让百姓少跑腿、数据多跑路,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普惠化、便捷化水平。要坚持问题导向,抓住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,强化民生服务,弥补民生短板,推进教育、就业、社保、医药卫生、住房、交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,深度开发各类便民应用。
《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,加快建设数字中国》(2017年12月8日),习近平《论科技自立自强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,第180-181页
一定要把村务公开和信息服务这件事办好,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、让群众少跑腿。
在江苏徐州考察时的讲话(2017年12月12日、13日),《人民日报》2017年12月14日
现在,农村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,天价彩礼让人“娶不起”,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人“还不起”。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了“因婚致贫”现象,儿子结婚成家了,父母亲成为贫困户了。乡村是要有人情味,但不能背人情债,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,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,什么是反对的。要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,旗帜鲜明把反对铺张浪费、反对婚丧大操大办、抵制封建迷信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,推动移风易俗,树立文明乡风。要发挥红白理事会、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,约束村民攀比炫富、铺张浪费的行为,引导树立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。
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》(2017年12月28日),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二卷,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,第93页
创新乡村治理体系,走乡村善治之路。
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》(2017年12月28日),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二卷,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,第93页
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,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。要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,创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,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。要丰富基层民主协商的实现形式,发挥村民监督的作用,让农民自己“说事、议事、主事”,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。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保障,要把政府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,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,完善农村法治服务,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,依法表达诉求、解决纠纷、维护权益。
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》(2017年12月28日),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二卷,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4-95页
国无德不兴,人无德不立。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有一个显著不同,就是人们大多“生于斯、死于斯”,熟人社会特征明显。要加强乡村道德建设,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,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,强化道德教化作用,引导农民爱党爱国、向上向善、孝老爱亲、重义守信、勤俭持家。
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》(2017年12月28日),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二卷,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,第95页
要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,整合优化县乡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职责,打造“一门式办理”、“一站式服务”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。一些地方探索在村庄建立网上服务站点,实现网上办、马上办、全程帮办、少跑快办,受到农民广泛欢迎。要加快健全乡村便民服务体系。要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,加快完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,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农村稳定、破坏农业生产和侵害农民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。特别是对农村黑恶势力,要集中整治、重拳出击。农村枯井、河塘、桥梁、自建房、客运和校车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,要全面开展排查治理,提升老百姓安全感。
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》(2017年12月28日),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二卷,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,第95页
这次改革在总结一些地方改革试点做法的基础上,提出了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的新要求。主要思路是,整合基层的审批、服务、执法等方面力量,统筹机构编制资源,整合相关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。尽可能把资源、服务、管理放到基层,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、基层权力给基层、基层事情有人办,努力实现让群众办事“只进一扇门”“最多跑一次”。这次改革明确提出,上级机关要优化对基层的领导方式,既允许“一对多”,由一个基层机构承接多个上级机构的任务,也允许“多对一”,由基层不同机构向同一个上级机构请示汇报。
《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》(2018年2月28日),习近平《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,第227页
本期朗读者:郭静(六安市广播电视台《六安党建》栏目主播)